司马迁也有错误吗?历史的真实是否完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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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也有错误吗?历史的真实是否完全?
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会耍点小手段,来褒贬我们想要褒贬的人物。比如,一个帅哥正和一个美女约会,这时候过来一个乞丐,伸手向小伙子要钱,小伙子掏出十块钱递过去,乞丐拿了钱点头道谢,离开。

读者看了上述文字,或者干脆在现场目睹了这个过程,会怎么评价这个小伙子?

小伙子慷慨大方,心地善良。

如果我们要贬损这个小伙子,很容易,只需在乞丐接过钱道谢走开之后写道,“小伙子在心里狠狠地说:‘讨厌,让你拿这钱买个包子,一口噎死你!’”

寥寥几个字,小伙子立刻成了令人讨厌的,心理阴暗恶毒的伪君子。

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,再把《史记》一页页仔细读下来,不免惊骇:原来我们心目中对于秦始皇恶劣的印象,竟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司马迁这些无中生有的小零碎。

比如,人物的心理描写。史书里怎么可以有心理描写?比如十分隐秘的,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的,要被杀头的私下对话。

司马迁用这些只有在小说中才应该采用的手法,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思想,安排着我们的好恶。令人惊讶的是,后人对这些零碎竟然深信不疑,甚至津津乐道。有很多这样的零碎,被后来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反复引用,又以此为依据,进一步演绎出更加耸人听闻的结论。就是这些无中生有的零碎,以及就此演绎出来结论,一代又一代,一点又一点在后人心中积累起“秦始皇是 暴君、秦国是暴政”的荒谬结论。

举几个涉及到秦始皇以及身边人的例子,看看司马迁是如何用小零碎来颠倒是非的。

一,《吕氏春秋》,5个字文化功德变面子工程             

吕不韦原来是一个商人,由于帮助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继位有功,当上了秦国的宰相。吕不韦掌权之后,决定编撰一本历史文化丛书,取名为《吕氏春秋》。

编书本是一件好事。秦国马上就要发动统一战争了,战火一起,文化典籍难免不受到损失。为了保护文化遗产,也是对战国时期的列国文化进行一次梳理,吕不韦编撰《吕氏春秋》,应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可是司马迁只用了5个字“羞不如”“以备”,就让这一切是非颠倒。

司马迁写道:“当时,魏国有信陵君,楚国有春申君,赵国有平原君,齐国有孟尝君,他们都礼贤下士,宾客如云。吕不韦内心羞愧于不如四君子,于是广招文人学士,命他们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,合成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,共二十多万言。吕不韦自认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,取名《吕氏春秋》。

在上述文字中,司马迁用了三个字“羞不如”来做心理描写。说吕不韦因为惭愧自己不如四君子,所以才要编撰《吕氏春秋》来争口气。就这三个字的心理描写,吕不韦编撰《吕氏春秋》成了挥霍国家财产为自己争面子。

这段文字中还有一处心理描写:“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”。说吕不韦认为自己编撰的这个《吕氏春秋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。什么书能够收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?没有书能够如此。于是在读者的心里,吕不韦又成了夜郎自大的无知之徒。

可是何以见得吕不韦“羞不如”?吕不韦什么时候说过《吕氏春秋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?没有!

吕不韦当时已经是强大秦国的宰相,上述四君子,不过是在秦国虎视眈眈之下苟延残喘而已。五个字两处心理描写,好事变成了坏事,本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功德,现在变成了遗臭万年的面子工程。

二,吕不韦辅佐秦庄王,好心不得好报

我们再来看司马迁是如何又用5个字,把吕不韦成功辅佐秦庄王这件事善恶颠倒的。

吕不韦初见秦庄王时,秦庄王还穷困潦倒地在赵国做人质,既不招父母疼爱,也没有继位的希望。而此时吕不韦已经是家财万贯,风流潇洒,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。

为了帮助秦庄王继位,吕不韦散尽家财四方运作,终于辅佐秦庄王登基为王。历史上无数这样的良臣被后世传颂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,张良帮助刘邦称帝,孔明协助刘备三分天下巴蜀为王。可是吕不韦没有,不仅没有被传颂,反而被人唾骂!何以如此天上地下?就因为司马迁又加了五个字的小零碎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•吕不韦列传》写道: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,见到了当时名叫异人的秦庄王,于是在心里说:这真是个可以赚大钱的好东西。“此奇货可居”。

五个字“此奇货可居”,吕不韦的动机被定性为获取更大的利益。吕不韦的人品也就被这五个字锁定了: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。

可是我们要问:吕不韦跟谁说的这句话?这么隐秘的思想怎么可能到处乱说?以吕不韦当时一个商人的身份,不可能有史官记录一言一行,此话从何而来?

三,吕不韦之死,六个字一箭双雕贬损两人

秦始皇十年十月,因为与嫪毐叛乱有牵连,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河南。

司马迁《史记•吕不韦列传》写道: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后,前来拜访吕不韦的列国宾客络绎不绝。秦始皇担心发生变故,就写了信给吕不韦说:“你对秦国有何功劳,秦国封你食邑十万户?你与秦王有何血缘,竟敢号称仲父?你与家人迁到蜀地去吧。”吕不韦看了信后心想,秦始皇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迫害,由于害怕日后被杀,就喝下毒酒自杀了。

上述文字,在记录了吕不韦饮酖自杀的事件时,司马迁又加入了6个字的心理描写:“自度稍侵,恐诛”。就这6个字,一箭双雕地贬损了两个人,秦始皇和吕不韦。

如果我们单看历史事件,会对这两个人产生什么样印象?

第一,秦始皇挺仁义。

吕不韦犯了那么大的事情,弄个嫪毐冒充太监进宫淫乱太后,丢尽了秦始皇的脸,而且还生出了两个孩子,弄得嫪毐成了秦始皇的后爹。嫪毐还武装暴动,谋反篡位,罪魁祸首就是你吕不韦。即使不是暴君,杀吕不韦,将其满门抄斩,不会有人认为过分。但是秦始皇没有杀吕不韦。不仅如此,还给其保留封国。现在看到诸侯各国来拉拢吕不韦,于是改变主意,把他发配到偏僻的蜀国,应该说合情合理仁至义尽。

第二,吕不韦这人也有骨气。

受了处罚被罢相,没有利用自己威望和权势网罗亲信谋反。诸侯各国的使臣不断来访,没有动摇叛国。战国时代,一国重臣转而去他国为相的,不胜枚举,孙子、百里傒、伍子胥、乐毅等都被后世传颂,不会有道德人格的问题。退一步讲,好死不如赖活,去蜀国近可以暂避风头,远可以寻求东山再起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可是,在有诸多选择的情况下,吕不韦却选择了自杀。

吕不韦为什么自杀?我们也可以有几种推测:一是以死明志,不会背叛秦国。二是灰心失望,自知罪有应得认罪伏法。不管是哪种心态,吕不韦都还算是个血性男人。

现在,司马迁在吕不韦饮鸩自杀前加了四个字的心理描写:“自度稍侵”,为了怕分量不够,后面又加了两个字点明主题“恐诛”。这六个字,彻底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和人物的善恶。

吕不韦为什么自杀?因为害怕被杀并连累家人,所以自己了断。怕死而死,懦夫也。

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刻杀吕不韦?他是要慢慢折磨他,然后将其置于死地。这样一来,秦始皇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的人。

然而,“自度稍侵”,“恐诛”这样的心理描写,显然是司马迁想象的产物,是司马迁在这个事件中加进去的小零碎。吕不韦喝了毒酒当时就死了,没有留下遗言,他当时是怎么想的,你司马迁如何知道?

写历史怎么能用这样的文学手段?

四,王翦攻楚,一段私语明君成暴君

《史记•白起王翦列传》记载了一个王翦与秦始皇争兵的事件。秦始皇准备攻打楚国,问计于诸将。年轻将领李信说20万即可,老将王翦说非60万不成,是非公道需要秦始皇来定夺。

于是秦始皇笑话王翦道:“王将军老喽,如此胆怯!李将军真是果断勇敢,他的话是对的。”

结果秦始皇委李信为统帅,发兵20万攻打楚国。王翦见自己的作战计划不被采用,就托病回频阳老家去了。

李信统帅20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,很快战败。楚军杀入秦军两个营寨,杀死七个都尉,秦军溃不成军大败而逃。这个时候秦始皇该怎么办?秦始皇有上中下三个选择。不同的选择体现了君王不同的人品。

第一,杀李信以谢天下,这是历代君王最常用的办法。

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家喻户晓。汉武帝囚死王恢也是人们熟知。秦始皇要杀李信,理由比诸葛亮、汉武帝充分百倍。李信你骄傲轻敌,口出狂言说20万就能轻取楚国,寡人相信了你。由于你的轻敌冒进,造成王师受辱,官兵丧命,车马辎重损失无数。你又指挥失误,轻易合兵一处,给楚军以可乘之机,让信任你的君主颜面扫地。以秦始皇后世暴君的恶名,不五马分尸,诛灭三族,仅仅给你个斩首以谢天下那都是轻的,你得烧高香叩谢吾主隆恩。这样做,既不损君王威严,也合情合理。然后另选一员上将,重新集结军队,再度伐楚。对于秦始皇来说,这是上策。

第二,不杀李信,重新给他60万人马,让其总结经验,戴罪立功。

如此,既可以让李信感激涕零于明主隆恩,从此死心塌地任君驱使,又能获得仁义君主的美名。如果李信再伐楚国成功,则可以高奏凯旋,为其庆功。只提君王简拔英才,不提伐楚是20万还是60万。这样,基本上能保全君王的颜面,至少不会输给王翦老儿。

当然更狠的就是还发兵20万,就让你王翦统帅出征,我看你能不能取胜。打赢了那是皇上圣明,打不赢了砍你脑袋,看你还敢不敢跟皇上叫板。这是中策。

第三,是下策了,去向王翦承认错误,请求他带兵出征。

这样一来,君王的威严扫地,脸面尽失。别说是君王了,就是换了普通的男人,也不能服这个软。秦国又不是除了你王翦没别人了。哪怕派你儿子王贲去,也不能向你低这个头。

上述上中下三策是从君王角度来考虑的。如果换一个角度,从秦国的利益来考虑,正好相反。向王翦认错,发兵60万派王翦出征是上策。但是,哪个君王能够这样做?然而,血气方刚36岁的秦始皇,恰恰就这样做了。

秦始皇听到李信兵败的消息后,大怒。但他想的不是下令惩处让他尴尬的人李信,也不是派一个使臣把王翦宣上殿来,而是赶紧驱车约100公里直奔王翦老家频阳。

秦始皇到了王翦的家,进门就向王翦道歉认错:“我不用将军你的计策,李信果然打了败仗,让秦军蒙受耻辱。现在楚军正在向西推进,一天天逼近。我知道将军你有病在身,可是你怎么能忍心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不管?”

秦始皇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悔悟,用语言毫不掩饰地当面向王翦道歉,甚至有一点乞求的意味了:“今闻荆兵日进而西,将军虽病,独忍弃寡人乎!”

秦始皇真的害怕楚军一天天向秦国推进而威胁到他的统治吗?当然不是。楚军在城父击败秦军,而城父离咸阳有近一千公里,楚军没有可能在强大的秦国纵深进行这样长距离的突击。除了王翦之外,秦国有的是骁勇善战的猛将。而且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,楚国要想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打败秦国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秦始皇真的不知道王翦是装病吗?当然不是。然而,此时秦始皇没有为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。用亲自登门,用国家安危,来劝说老将军,用不点破王翦装病来给老将军台阶。

秦始皇诚恳如此,按理说王翦应该受宠若惊,没有。王翦不依不饶。王翦道:“大王你如果逼不得已非用我去攻打楚国,那就非60万人不可。”

你听这话多气人。大王你如果不得已非要用臣。你没辙了,没人了,非求我不行了。那你就得按我说的60万。非60万不可。干嘛非60万?给君王一个面子,55万行不行?少5万就不行?你计算的就那么精确?

别说是君王了,换一般人谁也受不了这个。

可是,我们看秦始皇怎么说?“始皇曰:为听将军计耳。”

秦始皇说,都听你的。一点也不生气,一点也没有责怪,一点也不怕丢人。36岁的年轻人,能做到这样,非一般人也,其胸怀可包容天地。

于是王翦同意出山。秦始皇发兵60万给王翦。出兵那天,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。这等于就是向所有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

事情到这里,毫无疑问秦始皇是一个敢做敢当,知错就改,心胸豁达,礼贤下士,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贤明君主。然而,司马迁不能允许这样的形象留在读者心中,于是,故伎重演,杜撰一段对话来纠偏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白起王翦列传》中这样写到:王翦临出发时,向秦始皇请求赐予良田美宅。

秦始皇说:“将军放心去好了,何须担忧家贫?”

王翦说:“做大王的将军,即使有功劳也得不到封侯赐邑,所以趁着大王现在器重我,我得给子孙置份家产。”

秦始皇听了大笑。

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,又连续五次派使者请求赏赐。他的这种做法,连部下都看不下去了,于是有人就对王翦说:“将军三番五次请求赏赐,有点过分了吧。”

王翦说:“不然。秦王性情粗暴对人多疑。现在把全国的军队都给我一人统领,我不用多请田宅给子孙置家业的方式,来表示我功成之后断然告老还乡的决心,反而要让秦王平白无故地怀疑我吗?”

文章至此,很多学者就在自己的书中总结道:“对付秦始皇这样心胸狭隘又残暴专制的君王,非有王翦的足智多谋不可。”

你看,一段私语,秦始皇变成了心胸狭隘残暴专制了。

可是我们要问了,第一,这段谈话十分危险,传出去有掉脑袋夷三族的可能,老谋深算的王翦怎么会把它轻易示人?如果秦始皇真狭隘多疑,王翦你怎么能断定问话的人不是秦始皇安插的眼线?

第二,从《史记》记载的秦始皇的所有事件来看,没有一件事情显示秦始皇是个多疑的人。恰恰相反,很多事情都表明秦始皇对大臣和将军十分信任,比如,他多次离开京城外出巡游,而且时间很长,如果他多疑,必不敢如此;比如他在位37年,从来没有因为怀疑不忠而诛杀大臣,从来没有因怀疑谋反而诛杀将军。

第三,即使别人认为秦始皇暴虐多疑,王翦也不应该这么认为,因为几年前平定赵国的时候,王翦手握重兵,远在黄河以东邯郸城下,按兵不动八年,无论从哪方面看,都有割据为王的嫌疑,也有割据为王的条件,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处罚他,甚至都没有下御令催促他加紧进攻,何来多疑的忧虑?(关于邯郸城下按兵八年之事,请参见《真秦始皇•智取六国》)

毫无疑问,司马迁心知,对史实的真实记载,已经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了秦始皇胸怀大度,知错就改的良好形象,必须要有一段文字将其抹杀。于是,司马迁用了44个字的小零碎来达到这个目的:“夫秦王怚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,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,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?”

司马迁再次得手了,它成功地左右了读者的善恶判断,很好地起到了颠覆秦始皇明君形象的作用。

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,原来是秦始皇的臣子,后来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。汉要合法,秦就要无道,这是政治的需要。因此,在汉代的各种文字中,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被迫,便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对秦无道的批评(注意,仅仅是批评,而缺乏实际的事实)。这些文字,尤其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流传下来,便给了后人“秦真的无道”的错误认识。

因此,我们在读《史记》的时候,应该区别其中的历史事件和小零碎及文学创作的不同,采信其历史事件,而掘弃其文学创作。这样我们才能得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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